天然師尊

師尊張天然,本名奎生,字光璧,光緒十五年(西元一八八九年)農曆七月十九日出生於山東濟寧縣城外南鄉大流店村(今山東省濟寧市唐口鎮大流店村)。父永清公(號玉璽),母喬太夫人。師尊育有三子一女,長女瑞珍(又名茂金),為先師與朱氏完婚所生,但朱師母因難產過世,為照顧幼兒遂再娶劉率真(道稱劉師母)。三子為茂猛、茂田、茂明(有如此一說,活佛師尊倒裝下凡為唐高祖李淵,茂猛、茂田當時亦倒裝為其子,茂田排行第八,故又稱八叟,白陽三期又來襄助有功;另一說為茂猛、茂田為義子,二人均早逝),師尊於民國廿六年的天津「純陽爐」,封茂田為三天主考,將人鬼仙一起考,廿七年在青島董氏佛堂制訂佛規時,冊封茂猛為鎮殿元帥,茂田為鎮殿將軍;茂明,道稱師兄,又名英譽、孝騫。民國二年(西元一九一三年),師尊原在北洋軍馬隊當兵,後因父親病危,受母召回家,其後在濟寧城裡永豐街開了一間「光明德」雜貨店。於民國五年(西元一九一六年)由褚老師(褚思恕)引渡求道,民國九年受命為代表師,之後 老母欽封為「保恩」,為路祖當時最年輕的領長,也是已結婚有妻室的少有弟子,在山東的西南部曹縣、單縣、鄆城、滕縣一帶辦道。

當民國十四年路祖賓天百日後,眾領袖請示道統由誰接掌, 上天老母答言:「你們各有天命。」語中帶機,眾人未悟,遂各辦各事;又百日之後, 上天老母正命老姑奶奶暫代十二年,唯師尊師母依從不違,遵規呈報每年點道的功德費。在此期間,即偕同至濟南開荒,度了師尊襟兄郝鳳城,昔日在警備隊的同事栗振魯(號仲肅),以及栗之好友李鴻臣,李並於濟南二大馬路緯三路家中成立佛堂,開展道務;至民國十五年,在東門里租得一處宅院,成立總壇「忠恕壇」。民國十九年,師尊師母回至濟寧老姑奶奶「觀音壇」,於農曆六月十五日, 老母降壇,諭示因天時緊急,將陰陽合曆,十二年以六年計算而期滿,在眾道親與主要弟子面前,命師尊接掌天命。同年接著在單縣舉行的聖會「八卦爐」中,臨時找來一位放牛的小孩,洗洗手洗洗腳後就上壇,彌勒祖師隨即降壇指示:「日月合璧,乃天作之合。天真收圓,共辦末後一著,普傳大道。」

路祖時期,凡求道者要受點化前,即需清口茹素,並且能不能求道要用抽簽決定,抽中「准」字即可,抽中「空」字表示機緣未到;求道後,並且傳授九轉金丹,夫妻從此分房、禁慾。所以有心人就用此污衊師尊師母「天作之合」為離經叛道,為了修道,夫妻都要分房了,「那有修道反過來修成夫妻的?」師尊師母又百口莫辯,實是有夫妻之名,無夫妻之實。自此師母的身分即已定位,後來由師尊頒布的「暫訂佛規」裡,都將師母名列於師尊之後,同享一代明師之祀!由此可知,「天作之合」真乃 上天的巧安排,雖然師尊在世並未刻意突顯師母的身分,有些書類資料還只強調師尊的天命,一方面是天時未至,一方面是師母之德如月為「隱」,師尊如日為「顯」,甚至到現在已是「日月換肩」,道由師尊之普渡轉為師母的收圓,大家仍習慣性地較少提起師母的恩德,口頭上對師尊的稱誦多於師母。當然,師尊為白陽末期創立堅固磐石,以及弘拓廣開之基,尤其在民國三十年初即鼓勵海外開荒,更是令人嘆服,其配合天時的早有安排,令師母得以延續道統,並道弘寰宇,實也另後學不可諠兮!

路祖時期的辦道方式,資格、條件都嚴峻無比,不是一般大眾可遵行的,致令道務推展無法大宏,雖已傳及山東、山西、河南、陜西四省,但其規模與旁支的先天道、同善社差不多。當師尊承領天命後,即改變為較能普遍大眾接受的方式,不必即刻清口與夫妻分房,只要引保師具實推薦身家清白、品行端正即可;所以才能在被逼離開濟寧後,而一展鴻圖,普渡全中國。也就是將修道落實於日常生活,由人倫做起,確立「修身、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」的基調,實現「儒家應運」以契合時代之變遷,把性命的「明明德」功夫,以「盡人道,合天道」來圓滿,完全改變紅陽期的修道方式。

民國廿六年師尊頒佈的《一貫道疑問解答下卷第二十條》有云:「今日普渡,不背人倫,父子同堂,夫妻同居,士不誤讀,農不妨耕,工商不誤工作,經營不誤時日,半聖半凡,真心由家庭內考取。所謂君子之道,造端乎夫婦是也。所謂戒色欲者,在於有節而已。倘有早覺之士,怕家室之累,要得未病先防。既有矣,更得克勤克儉,加心撫養。一動一靜,誘之以善。上不愧於祖先,下不誤於兒女。請看孝字,上老下子,倘使人無家室,五十年後,宇宙間使成空場矣!還論甚麼道呢?」然而,細究起來,要讓「道」能迅速普及有其易致之功,內聖的「率性之道」卻難為,也就是白陽期的修道,不似紅陽期之專心修性即可,時代之變遷也不容人人只顧修道,而不理人道;然而在末劫之日又有普渡眾生之迫切性,所以師尊能將道以如此方式普及開來,實是曠世之舉。但是我們一定要認清只辦道而不修道,不能真竟「復性初」之功,誠如師尊在民國廿九年向 老母請准停止鍛鍊幹部的「爐會」,從此以「天鼎地爐」來成就;於是白陽修士要認清的是,無論遇到任何的困境、是非,「認理歸真」而放下無明,就是「內聖外王」合一、聖凡皆圓滿,是修證的不異之道,故「先傳性寶,後修道明明德」的「先得後修」,對一位識得箇中三昧者,是易修、易證的「正道正法」。但也不要忘了在「天鼎地爐」之中,一不小心就會煙飛灰滅矣!因為我們是「先得後修」,在業債未了、明德仍濁之時,受天恩師德庇祐才得受自性三寶,如得而未修是不能真的「超生了死」的。《一貫道疑問解答》上卷第五十條:「古者佛規,一子成道,九祖超升,當初開普渡時, 無極中定例,渡生不渡死,後來蒙三官大帝,地藏古佛,懇乞鴻恩,纔准陰陽齊渡,因而立下佛院,以候超拔;得道歸空者,候期定位;功德兼修者,取入超等;功德不及者,轉生再修;或降福地,享以洪福。」請細參其旨當能了然!又師尊屢受 老母催逼要承領天命,師尊自認無德為眾生頂罪來擔下「三曹普渡」的大任,於是 老母說:「凡由你所渡所點的人,冤愆減半,剩一半由功德來抵。」師尊才接受了。真是天恩師德,但千古不變的是,自己因果自己了,自己良心自己找,早一日修早成道,修心改病樂逍遙,莫嘆得了不知寶,轉生再修難預料。

「天作之合」後的師尊師母,帶著胡桂金、閻步隆、馬玉華、王學尊回到濟南,將「忠恕壇」遷至寬厚所街,改名「崇華堂」為道務總樞紐,後遷至新東門內東城根街西首,最後遷至經五路緯一路興雲里五號。徐衡甫、宿子臻(也可能是宿志真)、齊銘周、郝書暄等人,均在此時求道,並成為重要的弘道主幹。李鴻臣更渡入山東省主席韓復渠夫人,使得道務的推展更為順利。有了一番的基礎之後,就在濟南四方設立佛堂:
東為敦仁壇:民國十九年成立,由栗振魯、郝書暄主持。
西為金剛壇:民國十九年成立,由李鴻臣主持。民國廿三年宿子臻成立「明德壇」,李鴻臣於廿四年歸空後,金剛壇停辦,就由明德壇取而代之。
南為禮化壇(離化壇):民國廿一年成立,由徐衡甫主持,附設中華善書局與忠恕小學。
北為天一壇:民國廿二年成立,由齊銘周主持。

由此看來,似乎師尊的道務是發源於濟寧,立基於濟南,但還未真正大弘。是要在民國廿三年首派劉向前到天津開荒,度得客棧老闆李允中、任希舜(三星客棧之夥計)、于鐸(可能又名于鴻洲)、薛洪(開國術館)、梁耀先等人,劉向前回濟南請師尊去親自點化,遂於六月率劉向前、栗振魯到津,之後十二月份又與齊銘周到天津,從此,天津道務大有轉機,並由此向全國各地以輻射狀弘遍開來。

誠所謂「人藉天助,天借人辦」,所以師尊師母來到「天津」這麼一個先天的大渡口,大興寶筏以濟世,由于鐸而薛洪,薛洪渡崔占斌,崔占斌渡張五福、孫錫堃、郭海潤、于義賢、劉萬興、劉夢榮、蘇唐馳等;繼之有宮彭齡、汪政、鄭恩恆、王義、楊灌楚、張珩、董雪橋、潘金聲、張武城、張文運等數十人入道。道務於焉展開,張祖遂於民國二十四年二月設公共佛堂於福慶里。根據徐衡甫的回憶說,他跟隨張祖到天津辦道、開班時,曾有二次因人數眾多而壓垮樓板的紀錄,可見天時應運,以及當時之盛況。到了民國二十六年,師尊於光華里設天津總壇;其後為因應道務漸興之需要,民國二十八年遷至府署街,並定名為天真總壇。

到民國三十八年底,天津地區共設立了二百多間佛堂,並向外縣市及國外發展數百壇,成了全國的道務中心。重要佛堂有下列各大壇:
道德壇--民國廿四年成立,孫錫堃、楊灌楚、韓月川、田鶴齡、金恩善、陳慧泉。
天祥壇--民國廿四年成立,郭海潤、張元慶、張五福、趙德忠、嚴不理。
浩然壇--民國廿五年成立,于鐸、張珩、劉萬興、劉夢榮、邢傑三、曹德山、潘華齡、趙椿林、陳文智、金寶璋、牛從德、陳耀菊、陳耀蘭、谷椿年。
興毅壇--民國廿五年成立,在河北大街,張武城、邱鴻儒、徐鳳桐。
普化壇--民國廿六年成立,薛洪、崔占彬、于義賢。
慈航壇--民國廿六年成立,呂懷拯、孟昭勤、李啟元、郭振眾。
文化壇--民國廿六年成立,王義、田茂滋、王福田、鮑鴻楨、趙進增、郝大同。
明德壇--民國廿六年成立,宮彭齡、宮彭年、曹聚豐、李潤琴。
禮化壇--民國廿六年成立,孫簡芳、孫克忱、霍永馨、鄭海山、王衡基。
乾天壇--民國廿六年成立,王璧圖、張鳳山。
乾元壇--民國廿七年成立,于鴻洲、馬毓琳、何永光。
敦厚壇--民國廿七年成立,竇永祥、王林玉。
仁義壇--民國廿七年成立,趙桂林、路丕發、朱相印。
天德壇--民國廿七年成立,梁耀先、王定銀、徐寶昌。
同興壇--民國廿八年成立,韓雨霖、潘金聲。
天一壇--民國廿八年成立,李允中、張天洞。
慈善壇--民國廿八年成立,劉振棠、林新源、白玉林。
乾善壇--民國廿八年成立,張貴森、蔣景元。
增德壇--民國廿八年成立,王萬金、紀辰恩。
天慈壇--民國廿八年成立,霍永盛。
惠化壇--民國廿九年成立,郭占福、么象賢。
震善壇--民國廿九年成立,姜鳳梧、王春圃、陳鴻發。
乾一壇--民國三十年成立,楊玉波、陳玉青、崔學文、聞道弘。

「天津」真是好地方,也可說是古來「上天自有安排」的一個好地方(原名直沽寨,明朝永樂二年改名天津衛),看了名字就會讓人會心一笑。「津」,本義作「水渡」解,乃渡水處,即渡口之義。渡口一定是方便駐足繫舟,也是出入之衝要處,更是人文薈萃、臥虎藏龍之方,所以「津」就是濟人渡世的要口,是轉接站,是通往四方的出發點,是人力、物力最豐沛的倉儲;「天津」在地理上,素有渤海明珠之稱,是首都的門戶、歷史悠久的工商大埠,屬「地之津」是名不虛也;然因水可濕涸,又引伸為潤澤如甘霖,現又成「天道」重鎮,真乃「天之津」也。師尊師母如不是因「天作之合」而受謗,可能不會重回濟南,也就可能不會到「天津」。而到了天津之後,師尊完成了「普渡」之命,道務從此幾乎弘遍全國。

師尊在世十七年,普渡全中國,內蒙古於民國廿八年即傳道進去,筆者聽興毅的資深老天才王懋生說,在天津有蒙古公主求道後就立志回蒙古開荒,這是他親耳所聽的。香港則是民國廿五年,由天津霍永盛來開荒,七七事變後回去,直到民國三十年再來設穎筏壇,為香港最早之佛堂。當時中國的卅六行省一特別行政區,最後完成開荒設壇的是:西康--民國卅四年,有殷成章與王佑祜設壇;台灣--民國卅四年,由上海寶光潘華齡派本為台灣人的陳文祥率夫人楊倚文,與鮑炳森回台,次年在宜蘭礁溪設天德壇,為台灣第一間佛堂。之後,各大壇均派人來台,加以大陸易幟,台灣竟成天道最後的一塊堡壘,更成為師母完成「收圓」大任的。

以中國大陸幅員的遼闊,又是在戰亂時期,交通不方便之情形下,要能道傳中國是多麼不容易,更何況是短短的十幾年,這在中國歷史上為絕無僅有的,「天道」真是天時、天命、天運俱全的救世大道。也由此可知,師尊師母與當時這些為道四處奔波的諸前人,那種精神與毅力是何等的令人敬服;尤其是兩位一代明師所肩負的使命,為拯救眾生的慧命靈根,所忍人之所不能的一切,其所言所行,皆當是我們的明燈楷範。另外,兩位老人家的超強智慧,也時時指引著我們。其中,民國廿八年(西元一九三九年)元月所頒訂的「暫訂佛規」,又是師尊很了不起的偉大貢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