天然師尊

師尊張天然，本名奎生，字光璧，光緒十五年（西元一八八九年）農曆七月十九日出生於山東濟寧縣城外南鄉大流店村（今山東省濟寧市唐口鎮大流店村）。父永清公（號玉璽），母喬太夫人。師尊育有三子一女，長女瑞珍（又名茂金），為先師與朱氏完婚所生，但朱師母因難產過世，為照顧幼兒遂再娶劉率真（道稱劉師母）。三子為茂猛、茂田、茂明（有如此一說，活佛師尊倒裝下凡為唐高祖李淵，茂猛、茂田當時亦倒裝為其子，茂田排行第八，故又稱八叟，白陽三期又來襄助有功；另一說為茂猛、茂田為義子，二人均早逝），師尊於民國廿六年的天津「純陽爐」，封茂田為三天主考，將人鬼仙一起考，廿七年在青島董氏佛堂制訂佛規時，冊封茂猛為鎮殿元帥，茂田為鎮殿將軍；茂明，道稱師兄，又名英譽、孝騫。民國二年（西元一九一三年），師尊原在北洋軍馬隊當兵，後因父親病危，受母召回家，其後在濟寧城裡永豐街開了一間「光明德」雜貨店。於民國五年（西元一九一六年）由褚老師（褚思恕）引渡求道，民國九年受命為代表師，之後 老母欽封為「保恩」，為路祖當時最年輕的領長，也是已結婚有妻室的少有弟子，在山東的西南部曹縣、單縣、鄆城、滕縣一帶辦道。

當民國十四年路祖賓天百日後，眾領袖請示道統由誰接掌， 上天老母答言：「你們各有天命。」語中帶機，眾人未悟，遂各辦各事；又百日之後， 上天老母正命老姑奶奶暫代十二年，唯師尊師母依從不違，遵規呈報每年點道的功德費。在此期間，即偕同至濟南開荒，度了師尊襟兄郝鳳城，昔日在警備隊的同事栗振魯（號仲肅），以及栗之好友李鴻臣，李並於濟南二大馬路緯三路家中成立佛堂，開展道務；至民國十五年，在東門里租得一處宅院，成立總壇「忠恕壇」。民國十九年，師尊師母回至濟寧老姑奶奶「觀音壇」，於農曆六月十五日，　老母降壇，諭示因天時緊急，將陰陽合曆，十二年以六年計算而期滿，在眾道親與主要弟子面前，命師尊接掌天命。同年接著在單縣舉行的聖會「八卦爐」中，臨時找來一位放牛的小孩，洗洗手洗洗腳後就上壇，彌勒祖師隨即降壇指示：「日月合璧，乃天作之合。天真收圓，共辦末後一著，普傳大道。」

路祖時期，凡求道者要受點化前，即需清口茹素，並且能不能求道要用抽簽決定，抽中「准」字即可，抽中「空」字表示機緣未到；求道後，並且傳授九轉金丹，夫妻從此分房、禁慾。所以有心人就用此污衊師尊師母「天作之合」為離經叛道，為了修道，夫妻都要分房了，「那有修道反過來修成夫妻的？」師尊師母又百口莫辯，實是有夫妻之名，無夫妻之實。自此師母的身分即已定位，後來由師尊頒布的「暫訂佛規」裡，都將師母名列於師尊之後，同享一代明師之祀！由此可知，「天作之合」真乃　上天的巧安排，雖然師尊在世並未刻意突顯師母的身分，有些書類資料還只強調師尊的天命，一方面是天時未至，一方面是師母之德如月為「隱」，師尊如日為「顯」，甚至到現在已是「日月換肩」，道由師尊之普渡轉為師母的收圓，大家仍習慣性地較少提起師母的恩德，口頭上對師尊的稱誦多於師母。當然，師尊為白陽末期創立堅固磐石，以及弘拓廣開之基，尤其在民國三十年初即鼓勵海外開荒，更是令人嘆服，其配合天時的早有安排，令師母得以延續道統，並道弘寰宇，實也令後學不可諠兮！

路祖時期的辦道方式，資格、條件都嚴峻無比，不是一般大眾可遵行的，致令道務推展無法大宏，雖已傳及山東、山西、河南、陜西四省，但其規模與旁支的先天道、同善社差不多。當師尊承領天命後，即改變為較能普遍大眾接受的方式，不必即刻清口與夫妻分房，只要引保師具實推薦身家清白、品行端正即可；所以才能在被逼離開濟寧後，而一展鴻圖，普渡全中國。也就是將修道落實於日常生活，由人倫做起，確立「修身、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」的基調，實現「儒家應運」以契合時代之變遷，把性命的「明明德」功夫，以「盡人道，合天道」來圓滿，完全改變紅陽期的修道方式。

民國廿六年師尊頒佈的《一貫道疑問解答下卷第二十條》有云：「今日普渡，不背人倫，父子同堂，夫妻同居，士不誤讀，農不妨耕，工商不誤工作，經營不誤時日，半聖半凡，真心由家庭內考取。所謂君子之道，造端乎夫婦是也。所謂戒色欲者，在於有節而已。倘有早覺之士，怕家室之累，要得未病先防。既有矣，更得克勤克儉，加心撫養。一動一靜，誘之以善。上不愧於祖先，下不誤於兒女。請看孝字，上老下子，倘使人無家室，五十年後，宇宙間使成空場矣！還論甚麼道呢？」然而，細究起來，要讓「道」能迅速普及有其易致之功，內聖的「率性之道」卻難為，也就是白陽期的修道，不似紅陽期之專心修性即可，時代之變遷也不容人人只顧修道，而不理人道；然而在末劫之日又有普渡眾生之迫切性，所以師尊能將道以如此方式普及開來，實是曠世之舉。但是我們一定要認清只辦道而不修道，不能真竟「復性初」之功，誠如師尊在民國廿九年向 老母請准停止鍛鍊幹部的「爐會」，從此以「天鼎地爐」來成就；於是白陽修士要認清的是，無論遇到任何的困境、是非，「認理歸真」而放下無明，就是「內聖外王」合一、聖凡皆圓滿，是修證的不異之道，故「先傳性寶，後修道明明德」的「先得後修」，對一位識得箇中三昧者，是易修、易證的「正道正法」。但也不要忘了在「天鼎地爐」之中，一不小心就會煙飛灰滅矣！因為我們是「先得後修」，在業債未了、明德仍濁之時，受天恩師德庇祐才得受自性三寶，如得而未修是不能真的「超生了死」的。《一貫道疑問解答》上卷第五十條：「古者佛規，一子成道，九祖超升，當初開普渡時，　無極中定例，渡生不渡死，後來蒙三官大帝，地藏古佛，懇乞鴻恩，纔准陰陽齊渡，因而立下佛院，以候超拔；得道歸空者，候期定位；功德兼修者，取入超等；功德不及者，轉生再修；或降福地，享以洪福。」請細參其旨當能了然！又師尊屢受 老母催逼要承領天命，師尊自認無德為眾生頂罪來擔下「三曹普渡」的大任，於是 老母說：「凡由你所渡所點的人，冤愆減半，剩一半由功德來抵。」師尊才接受了。真是天恩師德，但千古不變的是，自己因果自己了，自己良心自己找，早一日修早成道，修心改病樂逍遙，莫嘆得了不知寶，轉生再修難預料。

「天作之合」後的師尊師母，帶著胡桂金、閻步隆、馬玉華、王學尊回到濟南，將「忠恕壇」遷至寬厚所街，改名「崇華堂」為道務總樞紐，後遷至新東門內東城根街西首，最後遷至經五路緯一路興雲里五號。徐衡甫、宿子臻（也可能是宿志真）、齊銘周、郝書暄等人，均在此時求道，並成為重要的弘道主幹。李鴻臣更渡入山東省主席韓復渠夫人，使得道務的推展更為順利。有了一番的基礎之後，就在濟南四方設立佛堂：
東為敦仁壇：民國十九年成立，由栗振魯、郝書暄主持。
西為金剛壇：民國十九年成立，由李鴻臣主持。民國廿三年宿子臻成立「明德壇」，李鴻臣於廿四年歸空後，金剛壇停辦，就由明德壇取而代之。
南為禮化壇（離化壇）：民國廿一年成立，由徐衡甫主持，附設中華善書局與忠恕小學。
北為天一壇：民國廿二年成立，由齊銘周主持。

由此看來，似乎師尊的道務是發源於濟寧，立基於濟南，但還未真正大弘。是要在民國廿三年首派劉向前到天津開荒，度得客棧老闆李允中、任希舜（三星客棧之夥計）、于鐸（可能又名于鴻洲）、薛洪（開國術館）、梁耀先等人，劉向前回濟南請師尊去親自點化，遂於六月率劉向前、栗振魯到津，之後十二月份又與齊銘周到天津，從此，天津道務大有轉機，並由此向全國各地以輻射狀弘遍開來。

誠所謂「人藉天助，天借人辦」，所以師尊師母來到「天津」這麼一個先天的大渡口，大興寶筏以濟世，由于鐸而薛洪，薛洪渡崔占斌，崔占斌渡張五福、孫錫堃、郭海潤、于義賢、劉萬興、劉夢榮、蘇唐馳等；繼之有宮彭齡、汪政、鄭恩恆、王義、楊灌楚、張珩、董雪橋、潘金聲、張武城、張文運等數十人入道。道務於焉展開，張祖遂於民國二十四年二月設公共佛堂於福慶里。根據徐衡甫的回憶說，他跟隨張祖到天津辦道、開班時，曾有二次因人數眾多而壓垮樓板的紀錄，可見天時應運，以及當時之盛況。到了民國二十六年，師尊於光華里設天津總壇；其後為因應道務漸興之需要，民國二十八年遷至府署街，並定名為天真總壇。

到民國三十八年底，天津地區共設立了二百多間佛堂，並向外縣市及國外發展數百壇，成了全國的道務中心。重要佛堂有下列各大壇：
道德壇－－民國廿四年成立，孫錫堃、楊灌楚、韓月川、田鶴齡、金恩善、陳慧泉。
天祥壇－－民國廿四年成立，郭海潤、張元慶、張五福、趙德忠、嚴不理。
浩然壇－－民國廿五年成立，于鐸、張珩、劉萬興、劉夢榮、邢傑三、曹德山、潘華齡、趙椿林、陳文智、金寶璋、牛從德、陳耀菊、陳耀蘭、谷椿年。
興毅壇－－民國廿五年成立，在河北大街，張武城、邱鴻儒、徐鳳桐。
普化壇－－民國廿六年成立，薛洪、崔占彬、于義賢。
慈航壇－－民國廿六年成立，呂懷拯、孟昭勤、李啟元、郭振眾。
文化壇－－民國廿六年成立，王義、田茂滋、王福田、鮑鴻楨、趙進增、郝大同。
明德壇－－民國廿六年成立，宮彭齡、宮彭年、曹聚豐、李潤琴。
禮化壇－－民國廿六年成立，孫簡芳、孫克忱、霍永馨、鄭海山、王衡基。
乾天壇－－民國廿六年成立，王璧圖、張鳳山。
乾元壇－－民國廿七年成立，于鴻洲、馬毓琳、何永光。
敦厚壇－－民國廿七年成立，竇永祥、王林玉。
仁義壇－－民國廿七年成立，趙桂林、路丕發、朱相印。
天德壇－－民國廿七年成立，梁耀先、王定銀、徐寶昌。
同興壇－－民國廿八年成立，韓雨霖、潘金聲。
天一壇－－民國廿八年成立，李允中、張天洞。
慈善壇－－民國廿八年成立，劉振棠、林新源、白玉林。
乾善壇－－民國廿八年成立，張貴森、蔣景元。
增德壇－－民國廿八年成立，王萬金、紀辰恩。
天慈壇－－民國廿八年成立，霍永盛。
惠化壇－－民國廿九年成立，郭占福、么象賢。
震善壇－－民國廿九年成立，姜鳳梧、王春圃、陳鴻發。
乾一壇－－民國三十年成立，楊玉波、陳玉青、崔學文、聞道弘。

「天津」真是好地方，也可說是古來「上天自有安排」的一個好地方（原名直沽寨，明朝永樂二年改名天津衛），看了名字就會讓人會心一笑。「津」，本義作「水渡」解，乃渡水處，即渡口之義。渡口一定是方便駐足繫舟，也是出入之衝要處，更是人文薈萃、臥虎藏龍之方，所以「津」就是濟人渡世的要口，是轉接站，是通往四方的出發點，是人力、物力最豐沛的倉儲；「天津」在地理上，素有渤海明珠之稱，是首都的門戶、歷史悠久的工商大埠，屬「地之津」是名不虛也；然因水可濕涸，又引伸為潤澤如甘霖，現又成「天道」重鎮，真乃「天之津」也。師尊師母如不是因「天作之合」而受謗，可能不會重回濟南，也就可能不會到「天津」。而到了天津之後，師尊完成了「普渡」之命，道務從此幾乎弘遍全國。

師尊在世十七年，普渡全中國，內蒙古於民國廿八年即傳道進去，筆者聽興毅的資深老天才王懋生說，在天津有蒙古公主求道後就立志回蒙古開荒，這是他親耳所聽的。香港則是民國廿五年，由天津霍永盛來開荒，七七事變後回去，直到民國三十年再來設穎筏壇，為香港最早之佛堂。當時中國的卅六行省一特別行政區，最後完成開荒設壇的是：西康－－民國卅四年，有殷成章與王佑祜設壇；台灣－－民國卅四年，由上海寶光潘華齡派本為台灣人的陳文祥率夫人楊倚文，與鮑炳森回台，次年在宜蘭礁溪設天德壇，為台灣第一間佛堂。之後，各大壇均派人來台，加以大陸易幟，台灣竟成天道最後的一塊堡壘，更成為師母完成「收圓」大任的。

以中國大陸幅員的遼闊，又是在戰亂時期，交通不方便之情形下，要能道傳中國是多麼不容易，更何況是短短的十幾年，這在中國歷史上為絕無僅有的，「天道」真是天時、天命、天運俱全的救世大道。也由此可知，師尊師母與當時這些為道四處奔波的諸前人，那種精神與毅力是何等的令人敬服；尤其是兩位一代明師所肩負的使命，為拯救眾生的慧命靈根，所忍人之所不能的一切，其所言所行，皆當是我們的明燈楷範。另外，兩位老人家的超強智慧，也時時指引著我們。其中，民國廿八年（西元一九三九年）元月所頒訂的「暫訂佛規」，又是師尊很了不起的偉大貢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