放下就自在 – 周昇森前人

以極重人和的天性，度過求道、清口的考驗

民國卅六年，偶然在路上遇到結拜兄弟薛福隆前人，拉他去求道，「父親一開始不敢讓母親知道，等到有一天，要吃素了，母親才知道他求道了。」周猶龍點傳師笑著說出這段往事。

對當時任職於監獄的他而言，清口是很不容易不被發現的，他吃素、修行的事情，因升職前去木柵接受例行訓練時，被上層注意到，司法部曾派人調查，幸賴他平日處事極重人和，上至典獄長下至同事，大家都對他很信任，知道上層要派人來調查的時候，典獄長還悄聲跟他說：「這段時間你不要太張揚，他們調查完就好了，不會有事的。」

「我們住在公家宿舍的時候，家中沒設壇，但常看見父親在拜、在叩首，香就插在家裡那個比人高一點的神案，上面放著關聖帝君的聖像，就對著那個拜。」在他的靈活變通下，身分特殊又何妨。

了悟於心，示現於體

「他啊，沒修道之前比較兇，脾氣很硬，修道後改變很多。」婚後同住在一起的岳母將他的改變看在眼裡，一樣是孝順，但在言詞、行止間散發出的氛圍就是不同。

「父親對道很認同、很珍惜，對於上天給他的恩賜、慈悲都很有感覺。」周點傳師還記得父親在說明替自己取名時的故事：當第四個女兒出生的時候，夫妻倆都哭了，因心中有所求，他發愿素食，沒想到四十年清口，四十二年長子便出生了，對於上天的恩賜，他特別有感受，神道的變化，豈是我們凡夫俗子可以猜透的，特取「猶龍之嘆」為子命名。

以公務員的薪資要撫養六個孩子和四個弟妹是很辛苦的，因此將宿舍裡的房間撥出給學生寄宿，提供學生洗衣、三餐等服務，儘管已經清口，為了生計仍替學生準備葷食，同時並未限制自家孩子一定要吃素，只簡單交代要吃素菜筷子要翻過來夾，「父親不會要求我們一定要做什麼，可是他會帶我去佛堂，就算我只是在外面跟其他孩子玩。」

對於道苗的培養他煞費苦心，這件事周點傳師印象非常深刻：「父親對我的課業不是很在意，我考上好學校，或是功課被當好幾科，他都沒什麼反應，倒是在我高中升大學的暑假決定清口時，他開心得不得了。」

在道務與工作間抉擇

「小時候常看到父親用毛筆抄經典，《道德經》、《金剛經》一類的，他才讀到小學，是受日式教育的，漢文都是靠自學比較多，」那深夜坐在桌前努力精進的身影，深深地刻在周點傳師的腦海裡，「他臺語會講，華語是在工作的地方學的。」

清口後沒多久，開了一個七天班，這七天當中，他每天白天要到臺南上班，晚上要到麻豆參加開班到天亮的人才訓練，「白天上班要有精神，晚上參班不可以打瞌睡，真的是要靠意志力才可以撐下去。」一同參加該班會的人，中途退出者不在少數，可見其道心之堅定。

民國四十三年領命後，和前後期領命的施茂森前人共同為臺南地區道務奔波，四處點道、成全道親，在此期間，多次遇上升官調職到外縣市去的機會，但他都拒絕了，一方面是因為所負責的道務都在南部地區，另一方面則是考量到舉家遷移的不便。

「其實去外縣市升官比較快，可是他都不願意，選擇升遷比較慢的內部調遷，有考試就去，慢慢升，到退休前十年，才升到總務長，典獄長十分依賴他，所有事情都會跟他商量。」最基層的獄吏需廿四小時輪班，隆冬的夜晚必須打起精神巡邏，這樣的煎熬他願意承受，只因為了道務他必須留在這裡。

為道務不辭辛勞

這一年道務的規劃是北上開荒，在何宗好老前人、薛福三前人的指示下，他擔負起開荒臺北的責任，當時在臺北開計程車的劉平得發心要設佛堂，於是由資深壇主蘇文捷負責安排，點道、成全、開班等事宜。

「最密集的時候，父親每個星期都要北上辦道，當時我們還住在臺南，但已經搬離宿舍。」那樣的毅力是多麼的令人敬佩，「每個禮拜六早上或中午搭十個小時的火車到臺北，禮拜六晚上辦道，禮拜天辦道、開班，禮拜天的晚上再坐夜車回臺南，接著就去上班，就這樣大概也過了兩年。」

民國六十年前後，決定在臺北博愛路設立公共佛堂，薛福三前人帶著他到內江街聯合寶壇請示何老前人，「請老前人指示，這處佛堂應由哪位來負責？」那時薛前人已負責臺南的公共佛堂，擔心南北奔波會稍有差池，於是何老前人便指定由周昇森來負責。

離開內江街佛堂後，薛前人把臺北市電話簿的黃頁，整本交給他，語重心長的說：「這以後就由你來承擔。」回臺南後，五十一歲的他便決定辦理退休，專心臺北道務，待建設完畢後，更舉家搬遷，就近負責。

有大花園的博愛路佛堂

自民國六十二年集資買地起，開始動工時已是兩年後的事，在隔年秋天落成前，何老前人十分關心佛堂的建設，每週去植物園運動時，都會順道來工地看看，問工人們一些問題。他老人家認為這處位在植物園附近的佛堂，得天獨厚，開壇時還說：「我們有這間佛堂是上天慈悲的，上天給我們一座大花園，免費的大花園。」

在佛堂即將完工之際，發生了令人意想不到的狀況，繼任總統嚴家淦的官邸竟就在附近，整個區域施行戒嚴，當時樓高五層的佛堂是最高的，正好後方的窗戶看出去就是總統官邸。在六個政府單位共同會檢後，他配合要求將五樓的窗戶封起來，但一想到開壇當天，賀喜的道親該如何進入警戒區，實在是很傷腦筋。

幾經考量，決定請示何老前人，可否和臺灣民間習俗中的新居落成一樣，在門眉掛上八仙彩，「這樣就可以了嗎？」「應該可以，在臺灣習俗中，這一天是會宴客的，這樣大家來佛堂就不會有問題。」於是便將彩給掛上。

開壇當天清晨六點多，對面騎樓出現了一個不尋常的賣冰攤，年輕的老闆腰桿異常直挺、動作不夠靈敏，就算明顯察覺到被監視著，仍堅定地在這天開壇，儀式持續進行，所幸當天到下午兩、三點，所有人陸續疏散完畢前，沒有任何問題發生。

隔天，政府部門派人來，不像之前那麼客氣，直接問道：「昨天怎麼那麼多客人？」他不動聲色的回答：我們新居落成，請客呀！」他們四處巡視了一番：「那你們四樓怎麼廁所那麼多？」這個問題讓他知道，以後博愛路的佛堂很難開班了。

「第一關過了，接下來要怎麼辦？」何老前人提出的問題也是困擾他很久的問題。為了讓道親進出方便，該處佛堂一樓先是掛上建築事務所的招牌，其後又因考量運作資經的來源，由南部上來開荒的道親協助開設麵包店，諾大的建築做的卻是這樣的小生意，常令來訪的何老前人感到有趣，他卻非常豁達的說：「只是應付而已嘛！」

博愛路佛堂成立後，雖不能進行大型班會，但卻帶動了一群大學生，這些人後來都成為道務的中堅，而無法開班的情形也在一貫道總會成立之後，慢慢有所改善，讓他放下心中的一塊大石頭。

以故事灌溉、以行動呵護

沉默寡言的他晚近幾年屢屢以八十歲高齡登上講臺，成全道親，喜歡看書，且什麼書都看的他，總是將聽來的故事轉化成自己的版本，以輕鬆幽默的方式講述道理，讓人聽完後印象深刻，「他信手拈來的這些小故事，常會在不經意之間，導正我們觀念。」

「父親他對待道親非常慈祥、慈悲，引導後學時多半是說故事、舉例子，不會直言，讓人聽得很高興。」對於後進他總是細心呵護，以正向的能量使其成長。

不論道務如何繁忙，他一定抽空去道親開的店走動，從不會多跟壇主人才說什麼，直接以行動表達他的關心，「有壇主在淡水夜市賣炸芋頭，他會親自去光顧一下，也有在賣自助餐的人才，他也是沒通知就去關心，而且還常常去。」

周點傳師還記得前一陣子光顧那家自助餐店時，那一句「周前人歸空也八年，快十年了！」所蘊含的思念。

在道與義之間

那一年，何老前人過世，道務面臨衝擊，當大家決定分開來辦時，一邊是兄弟之情，一邊是師徒之義，這難以抉擇的景況，常令他食不下嚥，夜不安寢。

薛前人晚年時，曾召集一次點傳師會議，直接問：「你到底要怎麼走？」聞言，他立刻跪下，說：「後學絕對沒有離心，只要薛前人您還在時，一定跟著您。」他的引師是薛前人的哥哥，一起走過三、四十年的歲月，共同辦過無數次的道務，這種因緣太過密切，豈是能輕易斬斷的。

然，短短兩年內，局勢再次轉變，薛前人歸空後，道務再次生變，在理念不合、亦無兄弟道義的顧慮下，這一次，他背負無情的罵名，選擇跟隨前人的腳步。

「老前人很關心這個佛堂，有事情也都會直接打電話來找父親，所以父親會做出這樣的選擇，並不令人意外，」這種無法兩全的選擇，對誰來說都是一種煎熬，但對結為兒女親家的周前人而言，更為困難，同處其中的周點傳師感同身受：「道務生變時，對父親與岳父兩位老人家來說，真的很為難。」

面對各方的責難，他始終維持一貫作風，沒有太多無謂的辯白，默默承擔一切，堅持自己的理念。

「父親過世前，特地請來律師，寫下遺囑，將博愛路的佛堂捐贈給基金會。」還特別交代「不得以任何私人或家屬名義繼承」，清白一世。身為司法部官員的特殊身分，讓他深得何老前人器重，認為只要有他的存在，就很有安全感，而身為道務先鋒的特殊因緣，讓他走過道務多變的年代，歷經種種考驗和煎熬，體悟到：「愈認真、愈打拚，事情愈煩、阻礙愈大，這就是修道啊！」